很久沒寫這個blog了，今天在網路上碰到在千葉大的Denny，聊了一下最近觀察某學界的聯想，之後有種念頭想回來這裡寫點東西，內容跟聊天的主題沒有直接關係。看了一下上一篇，哇，已經都8個多月了，真的假的！其實，我本來一直想要整個關掉算了，留到現在大約還有一點不甘心吧，之前有個留言好像用到defy，我一直想是不是那種心情，好像說對了。Anyhow，我從這一則開始再寫起，盡量寫短，像打草稿一樣寫，像寫學術遺書一樣寫，哈。不說廢話，免得又寫不成。
很久很久以前，我在社會學界的newsletter上看到一位得了碩士論文獎的學生感想，他提問，到底學術社群要怎樣的「碩士」，要怎樣的「博士」？他說從來沒有人跟他講，他也一直不知道答案。我那時一直就在想這年輕人的這問題，發覺後來的newsletter也沒有人給他回應，不管有沒有人回答，我希望他已經暫時找到可以填空的答案。
回國後，真的萬般皆空，房子還借給朋友，只能先窩在老家，日本蒐集的書籍資料還在海上，辦公室剩下我還沒有搬，助理也要重新找起。然後因為在日本每天負重奔波訪談，回國後發覺身體弄壞了，不能久坐、走、站，連續又每天跑去復健約四個月，到最近這個月才停止，然後開始要求自己做些強化筋肉的訓練。不過在這些條件中，我仍在半年內跑了東京兩趟，然後完成了今天這已經成型的研究成果報告，下個月將弄成英文初版先到東北大學的會議中發表，回來根據意見修改後希望可以送審。
老實說，雖然最近被批評得有些不堪，尤其是說我「怠忽職守」，說我不專心於研究的批評，不當學者都不能接受，死都不能接受。去日本的一年，我 literally拚命在幹活，原本跟我有誤解的IDE幕僚事後私下問我：「台灣的學者都像你這樣拼嗎？這樣拼為了什麼？你的收入有比日本學者高嗎？你當初為什麼選擇做學問這條路？」我在日本贏得尊重，但回到台灣卻從相反的方向被質疑人格，這讓你看清許多東西。
2007年續聘審查收到三位評審意見，內容大半鼓勵，也有指出我目前一致的弱點。我寫了簡短的回應，做了一些補充與溝通。評審意見是匿名的，而我也只是簡單列出意見。公開我這部份的回應應該不要緊，放在這裡，剛以往一樣，留一份紀錄，因為想要控制在兩張A4的範圍內，所以寫得有點緊。我自己認為，這種回應意見不需要做什麼多餘的答辯，因為比較起研究本身，這是次要的東西，重點應該只是確認事情的存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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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跟Febie說好年底前一定要出國散散心，結果到目前為止看來，我跟Febie都排得滿滿的進度，似乎很難脫身。這幾天Febie繼續昏睡，她一直說頭暈，總之除了上班與吃飯外，我幾乎都只看到她在睡覺，這實在非比尋常，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自從日本出差研究回來後，一方面放心了些，從一個跟既有社會學文獻及關懷比較接近的角度切入，並不真的觸及到design，但總是有希望打個安全網的底，另一方面我必須要更認真規劃接下來更為棘手的研究計畫。沒有想到壓力會那麼大，讓我一整個禮拜過得非常混亂，還好後來放下急著想要工作的心態，密集跟各種人對談，一週後終於比較沈澱下來。
每五年，中研院就會來一次全院總檢查，對每位研究人員進行評鑑。這個月開始就進入評鑑的高峰，每個人都要拿出過去幾年內的成果來「自我表揚」一番。我實在很不喜歡寫那樣的東西，然後碰到有一張表格要我寫「未來的研究計畫」，跟五年前一樣，我把它當作一個自我反省的機會，用我自認為（對自己）比較嚴肅的方式做了一番對過去、現在、未來的回顧展望。這裡就把前半放到blog上做個紀錄，後半段我說明了未來研究的規劃，為甚麼「日本研究」與「設計社會學」？我給自己設定怎樣的短期與中長期目標？想要用怎樣的方式來達到目標？目前評估的風險所在，還有自己目前最需要強化的是哪些方面的能力？這些部份就不先不放到blog上。
關於研究，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想像與判準，就因為這樣，所以碰到評判他人研究時尺度應該要寬些，多從對方的研究立場出發來評斷，雖然那很少是你自己偏好的研究取向。不過，回到自己，關於自己對於研究的態度與偏好，能夠多些自我理解應該也是重要的事。
我一直都覺得，研究最難也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是「發問」，也就是怎樣提出有意義與有挑戰性的問題。我也一直都認為現實的高度複雜性其實才是研究發問的最大沃土，吊詭的是在學術理論與文獻中浸泡過久有時反而讓我們失去了向現實發問的能力，或者說讓我們越難進入那種「準備被現實驚訝到的狀態」。
圈外人聽一個學術圈圈的人在討論事情，大概會有這些人七嘴八舌好像很熱鬧在爭議問題的感覺；但發覺自己卻搞不清楚為何那些是問題時，卻又有種直覺，認為這些人彼此之間其實存在著些讓自己involve不進來的「共識」。我認為這種感覺反映了一定的真實性，有點像燈謎大會台下看著謎面拌嘴的群眾，或者玩賓果的同樂會，通常你往前找總會找到提出像「蘋果為何往下掉？」、「企業為何存在？」、「社會如何可能？」等問題的開創性提問者。
這只是一則工作的log，紀錄給自己參考。
Design研究循序漸進，速度只能這樣，就像慢跑一樣，如果配速得宜，幾個月後應該可以自然累積出實力。我只能這樣想，研究這東西急也急不來。最近開始參與到英文設計學術刊物的編審工作，因為對此領域不熟，花了些時間在「冥想」怎樣的方式介入比較合宜，前幾天第一次有實作的機會，還好回應還不錯，讓我放心了些。
寫了兩三則關於投稿的blog，最近終於可以放下編委會工作，我抱著學習的心態初次參與，現在終於告一段落。最近收到一位學界先進的信，認為這一期的《台灣社會學刊》只出四篇論文，過於嚴格，認為越有創意的論文越不容易討好，不要用太過嚴苛的標準窒息了學界的生機。我們已經不是第一次收到類似的批評意見，也常在想這件事，不過集思廣益之前，先聽我給點實態說明，比較不會一直在原地踏步老講一樣的東西。
此外，從之前blogs所收到的回應，我也發現仍有人並不清楚台灣學術期刊的操作細節（以我親身經歷的經驗為基礎，當然），這些都會讓社群的內在自我批判沒有辦法更為深入對焦，很可惜。我想就來走點鋼索，談點觀察經驗，讓各種批評反省可以多點具體線索。我想最起碼可以提供些更具體的想像，或許可以減少點投稿中不必要的遺憾。
這是倉促寫成要交給期刊的「幕後告白」草稿，最後的版本可能會經過些刪減，我到現在也還不知道究竟寫這種「告白」恰不恰當？總之，放在這裡供參考。
這篇論文對我而言既是個新的起點，也是個段落的終點。1996年完成博士論文《Embedded Competitiveness》時，並沒有發展理論的念頭。博士論文處理的是國際運動鞋產業的採購/供應網絡，兩年多在東亞區域的許多「地方」穿梭，進 行跨界的田野調查（trans-border field work)，最強烈的感受便是那種無形中將價值鍊上眾多跨越國界的經濟人捆綁在一起的場域動態。我選擇一個現實上最符合對立理論（抽象價格市場）的產業個案 （most likely case)來進行社會學研究，目的就是要在全球層次上質疑主流經濟學，同時也打破社會學者根深蒂固的訓練直覺（trained intuition)。現在想來，雖然經過這些年來的研究累積，如今提出TBIF竟有種回到十年前「原點」的感覺。
在《隱形的手肘》（invisible elbow)的論文中，我甚至故意提出「社會學式謬誤」（sociologistic fallacy）來刺激思考。但結果證明，盡管指導教授的GCC概念常被引用，打破在地框架的分析觀點仍舊很難傳遞給學界。大部份的社會學者仍習慣於將 「全球市場」讓給經濟學，後來我稱之為一種分割學術領土的「合謀」；而經濟社會學的盛行也沒有讓我們把台灣研究推到全球層次理論與現實挑戰的風暴中心， 「社會鑲嵌」始終留步在「國境之內」。這讓我回想起在Duke求學時跟指導教授的許多爭議，也越來越肯定我當時對GCC根本侷限的質疑。我需要一個「容易 溝通但不容易妥協」的概念，經過十年的摸索，我終於在TBIF理論上找到思考與溝通的新落腳。
《幻象之後》的論文終於被接受發表，下個月初應該就會出版，感謝所有在網路上、網路下給予建言與鼓勵的朋友們，希望可以跟你們分享這份快樂。還有順便一提，我終於離開《台灣社會學刊》的編輯位置，退休了！很高興終於可以多一個發表的管道。
《台灣社會學》建立了新的慣例，要求作者寫作所謂「幕後告白」，與論文一併刊登。我最初聽到這個建議，首次閱讀這些告白時，一方面對於該刊物願意尋求創新，感到興奮。但另一方面，又老覺得有點不妥。我經常有種念頭，覺得作品與作者在發表上應該要分開，就像讀一篇小說、看一部電影時，作者與導演老是在旁邊嘮叨一樣，很不識相。
今天收到論文三修的回覆，還有許許多多地方要小修，但我等於已經被正式通知論文通過了！大概因為這樣吧？加上今天一整天工作效率不錯，所以晚上乘著 涼爽的晚風，跟Febie兩人去享受了一頓焼き鳥。這篇論文要算起來從最初送稿出去開始，應該有快一年了吧？最初送出一份，評審意見下來後，我看了看覺得 苗頭不對，評審的要求跟我論文的內容不太能夠搭配，我邊修改邊覺得有問題，後來決定重起爐灶，壓縮裁剪原來論文到約二分之一不到，然後加入一個完整個案的 經驗分析。因為這樣，我乾脆要求退稿重送。
然後新加入的經驗分析，也弄了我好幾個月，先是用直接了當的寫法弄了一份參加輔大的研討會，同時也放到網站上，做了一個小實驗，之後再經過政大社會 所與中研院社會所的兩次公開演講，多方吸取批評意見，感覺一下自己論文的弱點與容易被誤解的地方，同時也感受一下「市場需求」。每次回來後，我都又再做修 改調整，就這樣來來回來改寫，到最後才有個定稿，感覺應該更符合上次評審意見的要求。
最近一直在修改自己的投稿論文，上次既然談到投稿，這次來聊一點收到評審意見後面對修改的心態選擇。
投稿之後收到評審意見，這是一般最難熬的一刻。我回國屈指一數也已經有十年了，跟許多人一樣經歷過年輕氣盛，也飽受挫折，從許多跌倒失敗中學會爬起來，我也很仔細去觀察別人怎樣應對，碰到一些前輩學者也總會逮到機跟他們請教，這樣久而久之便有了比較穩定的學術性格出來。
當然到現在我也還在學習中。譬如就單純表達能力來講，我自己的寫作能力到現在還是很低，在非專業雜誌或網站寫寫雜想，常被鼓勵說文筆好，我到現在還不習慣，覺得應該不是在講自己。學術刊物上的寫作，我的文筆幾乎被罵、被嘲諷的機會居多，最近偶而會聽到讚賞的話，大概是真的有點進步，不過基本上這些是少數意見。
這次到日本東北大學教書，課程的安排非常新鮮，是由我跟另外兩位東北大學的老師合開一門課程，所謂的「合開」，並非只是把一學期的課給切開成三等份，一般好像都是這樣，起碼我經歷過的合開課程是那樣。我們的課程每個禮拜三個老師都會到，但每週只有一個人帶領課程。
不知道為甚麼一開始有點像「混浴」、坦裎相見般害羞不自然，哈。一開始我有點緊張，或者說困惑，不知道這怎樣進行，也不知道分寸開如何拿捏，因為其他兩位老師都很親切，結果證明還算順暢。
我一直都有個看法，大學以上的高等教育恐怕教育品質是最差的，因為這些老師完全不需要修甚麼教育學分，當然也幾乎沒有相互觀摩演練的受訓經驗，每個人都靠自己摸索出一套作法，或者說生存法則，教學成長的空間並不寬暢，對於只會研究但不適應教學的教授就不太好受。
投稿是我們的陰暗的宿命，因為那幾乎都是孤立的經驗，有許多倫理的考量讓我們不能多說，有很多人性的因素讓你找不到人傾訴。但這也成為我們學術人自我成長的障礙，交流資訊都這樣低，溝通有這麼多扭曲的因素，怎麼說都不是一個好的學習環境，不是嗎？
這些障礙要排除或降低，有很多客觀制度的面向可以想辦法，但我們也會碰到很多制度的兩難，一個自由的環境長出來的東西，我覺得要壞不可能壞到極端，它必然有它存在的正面原因在背後，譬如，我們就不會願意弄個激進改革，還沒有成功，先把我們基本的倫理感知都給弄遲鈍，或者淪喪了。
論文送審後終於收到回應，整體來講都還蠻正面的，讓我多了些信心。其中有個共同的看法，就是認為我對文獻的整理、批判與出路的大方向掌握得不差，但新的理論架構卻有些模糊，其中最明顯的一點是我好像故意不去提我指導教授G的GCC理論。
我收到這些評審意見後，這個禮拜來一直陷入沉思。老實說，寫作是自我認識的手段，一點都沒有錯，我一直都這麼認為，寫作是在自我澄清。透過文字的思想外化（Peter Berger的說法，我不喜歡引東引西的，其實很多人都有這種類似的表達）我們其實也讓自己成為一個可以被檢驗的對象，等於也給自己一個深度認識自我的機會。
所謂「自我認識」其實大半不是那種封閉不與社會交接的內在過程的產物，就像經濟學一直要我們相信的那樣。你知道自己嗎？你知道自己的偏好嗎？你知道自己內在的價值嗎？人唯有自己才知道自己，這種話是泛泛的結果論，說起來頭頭是道，放到真實的人生處境，一點都說不通，反而帶著這種觀念的人一開始有拒絕自我理解的重要線索，只能走向自閉。
自己，要到街上去找。
今天由我負責上場，三個人一起開課，每個人都有一定的自由決定教甚麼，我「照例」選擇Amatya Sen，這次是《Inequality Reexamined》。讀Sen對這些學生來講一定很辛苦，但這已經是比較容易閱讀的材料了，當然也可以不要，但就像該「做對的事」一樣，課程也有「該讀的書」。我沒有辦法想像一個關於「不平等」的課可以不談「不平等」，既然該談「不平等」我也無法想像跳過Sen。
我為了引導學生，尤其是日本學生，其實真花了好多功夫，包括讀日文版的《不平等の再検討》把日文表達記錄下來，方便寫在黑板上，或用日語說明。還印了一篇譯者的日語簡介給學生參考。另外，我也找了這一期的《経済理論季刊》（日本經濟理論學會出版的期刊）中受Sen影響的一篇論文給學生參考，讓他們了解我們讀的這東西不只是無謂地堆積jargons而已，而是有影響力的重要貢獻。然後，我花了一些時間思考了如何讓本週的閱讀跟之前四週的閱讀材料銜接起來，讓學生看到當中的關聯性。
【這是三年前的一篇網路日記，剛好收到轉載請求，發覺蠻適合這裡的，重放一遍】
翻譯Block的書，閱讀學生弄出來的初稿，費力地修改，久之也累積出一點心得。
這些學生都已經在課堂上修過課程，討論過這本書，而且，我想應該也是台灣最優秀的社會學碩士班學生了。在他們身上發現的問題，更是尤其珍貴。
我捫心自問，當年在台大修碩士學位時，可以肯定的，英文程度不會比他們好。事實上，我那時的英文程度爛透了。
如果知識養成的重心是放在「學著問」，那麼從教學這一端來看，應該如何進行教學？
回國都十年了，在台大、清大、輔大都分別上過一些課程，雖然不若學校老師般經驗豐富，但多少還是累積些心得。大學部與研究所的教學要求並不相同，因此上課進行的方式自然也該有所差異。我想就來談點碩士班或博士班的教學心得。
大學生的求學生活本就不該只是課堂聽講，然後考試前閱讀教科書、讀筆記應考而已；更何況碩士班，自然更不該用這種態度看待學習。回到一開始的問題，老師呢？老師可以怎樣做？我只講點自己的想法。
近幾年因為高等教育擴張，學士學位貶值，碩士快要滿街跑。許多人可能只為了焦慮感而報考，但一定也有不少人真抱著做學問的夢想。
最近有一次我在某家咖啡館中工作，旁邊一桌約五位年輕人，圍著一位感覺稍稍大些年紀的年輕人，一整個下午在一起準備研究所的入學考試。那位居中者應該是位研究生前輩吧？一直用過來人的口吻在提示備考重點。
我就在旁邊桌，實在很難關閉耳朵，何況內容似乎就是社會學。但我越聽越覺得心情沈重。
今天抽點空，讀了一位同事H已經出版的一篇論文，比較新加坡與香港的教育制度，離我的研究領域有段距離。很快看完，感想是，這正是我喜歡的那類論文。研究對象，研究資料、提出的論點、乾淨俐落，一清二楚，毫不含糊。
你可以反對、可以贊成，但絕對清楚他要說甚麼。老實說，要開發出甚麼驚人的重大研究發現，真的很不容易，我們大部份人窮一生之力恐怕也只能把那當成夢想。而且，越是獨特的看法其實越容易引起爭議，本來就不容易受到毫無異議的接受。
這讓我想到，很多人好像挺欣賞那種很長很長的論文評審意見，好像另外在正文之外，又開了場「雙人高峰對談」般，我自己坦白說，並不那麼欣賞「這種欣賞」。
Granovetter是個有趣的社會學者。他好像除了博士論文弄過第一手資料蒐集的經驗研究外，其餘成名的論文幾乎都是消化吸收別人東西後的「再創作」。
Granovetter有許多在社會學引用率排名前面的期刊論文，其中最常被提到的，除了那篇關於embeddedness的論文外，就屬《Strength of Weak Tie》(弱連帶的力道）這篇期刊論文，據說是近年來社會學文獻被引用最多的一篇。
最近一陣子沒有上Typepad，才發覺有許多新機能。昨天增加了feed到幾個blogs中，終於把自己的五個blogs給串在一起。這一篇我試著使用「TypePad QuickPost」。
Xbox360在日本上市後並未如Microsoft預期地狂銷，事實上狀況看起來好像比Xbox的日本launch還慘，但這可能只是短暫的表面現象。
前幾天我把我在東吳大學社會系「文化經濟」座談會中的發言整理出一部份，放到了blog上頭，份量大約Jerry全部發言的三分之一。
本來我以為是刪掉了1/2，也就是把後面關於「文化經濟」的幾個研究方向的提案給拿掉。前幾天收到東吳來信，這才發現還有開放發言後我的一段最後回應，今天因為是截止日，我臨時挪出時間把那部份給清出來。
蔣老師的發言我未徵詢其同意不好放上來，我的回應有點零散，但這還是整理過的，只是留個紀錄。因為回頭看，內容有點乾澀，而且不少是關於研究的話題，所以從View Pionts移動到這裡來。
我最近的一篇論文開頭就說到發展社會學進入危機困境，引起一個評審認為沒有這回事的意見。當然，包括貧窮、衛生、社區發展、污染、文盲等等的發展議題與研究一直都存在，國際上有各種相關的機構與研究單位在從事相關研究，也不斷出版相關的報告與論文。
不過，我們就學問的發展文脈來談，討論的自然並非那個層次，而是就「發展社會學」作為一個社會學裡的特定研究領域的起伏興衰。
本週完成兩場演講，本來以為是兩個階梯，循序向上，事後看來，是兩個不同的演講環境、不同的聽眾。
政大的演講以熊老師的組織社會學學生、政大產業研究相關科系老師研究生，發展社會學的老師、政大正從事或打算進行產業相關博士論文研究的學生為主。演講與討論起來，反而感覺比較是在進行研究領域的內部討論，研究的貢獻或對話銜接點都比較容易而準確傳達。
相反地，中研院的演講反映了社會學與所裡研究人員的多樣性，我在政大演講後想要更強化理論思辨的推敲，反而因為面對的是多樣的外圍的社會學社群，大多對於發展社會學這10多年來的變化無所了解，製造了較多的聽眾負擔與混淆。兩場演講的內容與重點如果顛倒或許才對。
山田昌弘是日本知名的社會學者，1957年出生於東京都，1986年取得日本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專長領域為家庭社會學、青少年社會學、教育社會學、階層社會學。他之前最知名的概念大概是「單身寄生」吧？這本書可以說是他前述各個領域的集大成之作。2004年11月10日出版，我手頭2005年1月15日出版的這本已經是六刷。這本書讀起來真的很過癮，山田昌弘的文筆真的非常好，讀起來完全沒有學者常見的行話連連，有些文句連我這個外國佬讀起來都覺得一直回味，朗讀這樣的書真的是一番享受。
Blog與print academia之間有緊張，但不一定要衝突，決定性（decisive）的因素是一個關鍵的非決定性（indeterministic）因素---實踐。這是我的基本看法。
因此我想在這裡做一個實驗，跟認識不認識的人玩一個遊戲，拋開scholaristic habitat，從實際跟文字的搏鬥中剔除思考習性的死角，而非老是從文字的保護層外遠距地空論「blog是甚麼」，「blog不是甚麼」，答案，再說一遍，是非決定性的，決定性的moment在doing與reflecting upon doing，而非talking。
1993-1995年間，我在菲律賓蘇比克灣、廣州附近城鎮、日本東京、台北市、台中市、草屯鎮這幾個點之間穿梭往返兩年多，把企業經營所處的市場當成一個具體的組織「場域」（研究「田野」，field），觀察交易進行的實際流程，往返訪問商品鍊上的許多行動者，尤其側重在運動鞋各種國際買主的採購網絡與控制操作，最後寫成博士論文《Embedded Competitiveness: Taiwan's Shifting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Footwear Sourcing Network》。
1996年我回國後僥倖進入中央研究院工作，這段期間內我的研究工作擴展到許多新的領域（網路與社會運動、自行車產業、異國餐館、有線電視市場、道德經濟消費抗爭、區域經濟的地方形構等），但是在延續博士論文的產業或發展研究這一大塊，老實說，我一直覺得非常寂寞，因為我想要說的研究方向，一直沒有辦法有效傳遞出去。「社會學式的謬誤」（sociologistic fallacy）與「經濟學式的謬誤」（economistic fallacy）還是一再被不假思索地運用，我想要打破的那種「地理學上根深蒂固的直覺」仍舊頑固。我認為該真正對質(confront）的重點一直被擱置，而便宜行事的「假爭執」仍隨處可見。
為Fred Block的《後工業機會》寫中譯本導論時，我曾經對經濟社會學的發展有如下一段簡要的介紹：
1980 年代開始大量湧現一些經濟社會學的優秀作品。Harrison White(1981) 發揮數理長才，以網絡分析的工具試圖回答：「什麼是市場」的問題。接著他之後，Mark Granovetter(1985) 根據求職行為進行勞動市場的網絡分析，提出「弱連帶的力道」（strength of weak tie）的論點，一鳴驚人。Ronald Burt (1982；1992) 的網絡研究最終翻轉了 Granovetter 的推論，強調結構洞（structural hole）是決定市場競爭的關鍵。除了網絡模型之外，Neil Fligstein(1990) 研究美國企業的長期變遷，發展出組織治理、經營文化、政府管制與權力結構間互動的場域分析。Vivian Zelizer(1983) 知名的經濟社會學三部曲，從文化角度精巧地挖掘出意義調整的市場動態。James Coleman (1988) 從理性抉擇出發，點出社會資本所發揮的經濟角色。過去 20 年來經濟社會學從默默無聞，到相關學會陸續成立、專業期刊一一誕生、教科書持續增加、越來越多系所標示其為核心領域，專書出版倍數增加，到最近開始世代交替，新一波的年輕學者逐漸崛起，不僅構成社會學中最有活力的新興研究領域，而且也確立了其作為社會學核心的地位。
從最近的出版目錄看來，經濟社會學的動力仍舊強勁，而且還有些有趣的書籍正要出版。
社會無非還是由個人所組成的，所以觀察個人行動這個最小單位，還是可以看出一個社會的特色。理由很簡單，社會人的行動不管有意無意總要跟許多人協調才能進行。單一一個行動的前後，幾乎都必然有個他者的行動在。
生活如果沒有人與人之間的細密「接棒」，「社會」」大概不會成立。所謂「社會」其實是很多人一起「做出來」的東西。
工作與生意的場合當然如此，不然我們滿滿的記事本、行程表都是在幹甚麼的？把一個公司裡裡外外每個人的這些繁瑣的行動都剪接在一起，其實就是「公司」這個社會的動態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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